抑郁患者很难被人理解 甚至被认为是“中邪”

一名抑郁症复发的患者在积极接受治疗。城市的加速发展,抑郁症渐渐走入公众视野。

2014年10月的一天,沈鸿(化名)退出了自己用了近3年的微信账号,换了一个新的账号登录,他还给自己起了个新网名。这个微信号上的好友,大都是他的“郁友”——这是得了抑郁症的人们对彼此的称呼。

抑郁症患者难被人理解:被亲戚认为是“中邪”

大约六七年前,沈鸿的情绪变得不太稳定,有时很容易发怒,常常跟家人吵架,有时又情绪低落,提不起精神。那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变化。直到2014年,沈鸿遇到一起突发事故,他的身体多处受伤。不仅如此,他积压多年的情绪也都被悉数“带了出来”。

他变得更容易发怒,更频繁地和家人吵架;班也不上了,因为他连出门的动力都没有。沈鸿隐隐地意识到了什么,“当时大概知道是抑郁症了,只是不想确认而已”。

在那时,“抑郁症”对沈鸿来说还是一个尚显陌生的名词。“知道它,但是从来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”。

拖了几个月,沈鸿终于走进医院。在老家的一所中医院里,医生的诊断证实了沈鸿的判断。

拿着医生开的药,沈鸿成为被确诊的抑郁症患者中的一员。根据统计,在中国,像他这样有病历记录的抑郁症患者,超过3000万人;加上未就诊的人群,估计有9000万人和他同病相怜。而这个群体,还在以每年10%的速度扩大。

难以被人理解的病

“我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自我鼓励的话,别人一看朋友圈就会知道你有病。”沈鸿不愿让自己的抑郁症公之于众,他干脆申请了一个新账号。旧微信号上的一百多个同学朋友、亲戚、同事,随之不再联系了。

确诊之后,沈鸿很少向人主动提起自己的病。家人中,只有父母和几个关系亲密的亲戚知道,他更是从来没跟同事提过。“因为觉得不好意思。”至于为什么会感到“不好意思”,沈鸿只是含含糊糊地说,“就是那个‘病耻感’嘛!”

按照4%~8%的抑郁症发病率计算,沈鸿估计,他所在的公司里说不定还有五六个人和他一样,正在偷偷地吃药。这种“不好意思”“病耻感”,普遍存在于抑郁症患者身上。

产生“病耻感”的一个原因,就是周围人们对抑郁症的误解,乃至不解。沈鸿患病后,有个亲戚觉得他是“中邪”了,硬拉着他去看“神婆”。还有人直接对沈鸿说:“你就是没病装病!”

这种指责让沈鸿觉得难受。同样令他难受的是,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他的感受。

就连父母也难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痛苦。“他们觉得抑郁症没啥大不了的,认为‘你只要想开点就行了’。”回忆起当年的场景,沈鸿还显得无奈,“这样说一点用都没有,真的一点用都没有。”他又重复了两遍。这样的劝说不仅没用,还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。有朋友劝他说:“你要坚强点。”沈鸿觉得简直不可理喻:“我都这样了,你还让我坚强?怎么可能坚强的起来?”

后来,父母慢慢接受了抑郁症,也开始对沈鸿表示理解。但沈鸿觉得,其实家人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病有多严重。“没得这个病,就没法感同身受。”

另一位抑郁症患者朱舒(化名)试图向记者描述自己患病时的状况,但没说几句,他便放弃了努力:“没有过那个经历,说出来你是不会懂的。”

药,还是“不药”?

拿到药后,沈鸿只吃了不到一个月,便擅自停了——他被网上看到的药物副作用吓到了。“有人说有成瘾性,就不敢吃了。”但事实上,回龙观医院医生武雅学指出,抗抑郁药物并没有成瘾性。

停药后,沈鸿的情况又像以前一样糟糕。他想再去看一次医生,却发现自己连门都出不了。“就是没有动力。”他解释说。尽管这个解释听上去相当抽象。

在父亲的陪同下,沈鸿去了离家不远的回龙观医院,这也是北京有名的精神类专科医院。看到沈鸿的情况,医生建议他住院。沈鸿坚决不同意,他的第一反应是:“怎么突然把我和精神病划在一起了?”

医生给他开了药,加到最大剂量吃了一个月,沈鸿感觉好转了,但还是无法开始工作。此时,他已经半年多没有上班了。

在吃药的同时,沈鸿也在积极寻找其他治疗手段。他在网上找了心理咨询——线下的咨询太贵了,每小时几百元乃至上千元的收费都属正常。

后来,公益组织“阳关爱尚”的发起人长风给他发了一个链接,关于回龙观医院招募正念疗法的被试,沈鸿觉得试试也无妨。

看到正念疗法的通知,朱舒也不假思索地报了名。“这个医生既有医学背景,又有心理学背景,很难得。”朱舒刚患抑郁症时曾经做过心理咨询,觉得对自己很有帮助。

为了这个抑郁症正念疗法的实验,武雅学和同事花了一年的时间做方案。

武雅学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,2012年,他参加了一位台湾导师组织的正念培训。培训结束后,武雅学继续在生活中做正念练习。他的感受是:尽管还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疲倦了。后来,在给其他医生、护士做培训时,武雅学加入了正念课程。大家的反馈是,感觉很放松。

武雅学便考虑也让抑郁症患者尝试做正念练习——在看门诊时,时常遇到抑郁症患者表示不愿服药,尤其是轻中度患者更希望采用非药物治疗。

2015年12月,武雅学和同事组织的正念小组开始上课。在一个教室里,十位参与者围坐成弧形,他们听着武雅学的指导,静静体察自己的呼吸、逐个部位放松身体。此后的7周里,每周六早上各上一次课。

尽管来一趟回龙观医院要花1个多小时,朱舒还是坚持了下来,“特别享受这个过程”。

8周的课程,沈鸿没缺席过一次。“每周都盼着周六。”沈鸿说,他也喜欢跟大家一起交流感想。从事科研工作的沈鸿是个认真的学生,在上下班的地铁上,他也按照老师指导的方法做正念练习。

“感觉心理上强大了,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钻牛角尖了。”沈鸿自我评价道。

“心理治疗,一向被认为难登科学的大雅之堂。”武雅学对此感到很惋惜,“其实不是心理学有问题,而是科学的评价体系有问题。”

沈鸿开始在服药上跟自己讨价还价。正常应该一天服4粒药,他试图减为3粒半、3粒乃至两粒。有时候工作一忙、忘记吃药,沈鸿也就“糊弄”过去了。

但是身体没有被他“糊弄”。春节期间,沈鸿发现自己又开始易怒、跟家人吵架,“整个人都不好了”。

再去医院时,他被医生训了一顿,沈鸿开始乖乖地足量用药,他的精神状态也随之改善。

沈鸿可能不知道,对于抑郁症的治疗,医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论战了几十年。前者认为,抑郁症是身体疾病;后者认为,其实是心理出了问题。到近些年,两个流派才终于呈现出并肩作战的趋势。

尚善基金会理事长伍华表示,尚善正在努力促进协同治疗,让心理专家和医生全方位地帮助抑郁症患者。

没有尽头的路

到目前为止,对于抑郁症的发病原理,医学界和心理学界依然缺乏共识。

在抑郁圈里,沈鸿应当算是个幸运儿——他很快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药物。医生告诉沈鸿,有些病人换了好几种药还是不见效。

同样一种药、同样的症状,有的患者吃了症状消失,有的患者吃了则无作用,甚至像财新传媒副主编张进经历的那样,“效果一个都没有,副作用一个都没落下”。

张进曾在2012年患上抑郁症(确切地说是“双向情感障碍”——记者注),经过近一年的辗转,他的症状终于逐渐消失。张进对这个折磨自己数月的疾病,产生了研究的兴趣。

经过一年多的苦心钻研,张进成了“郁友”眼中的抑郁症专家。对于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,张进表示持开放态度:“只要能让患者感觉好,为什么不试试呢?”从他的微信公众平台“渡过”发布的文章,也能看出治疗手段的多样性:《对抑郁症用药利弊的完整表述》《从糖尿病看抑郁症,兼谈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》《学佛助人,我的康复之路》……

据张进观察,在治疗抑郁症上,再高明的医生也不敢打包票,而不那么高明的医生也可能治好。对于不少抑郁症治疗机构的宣传,伍华则感到忧心忡忡,他说:“甚至可以说,只要是说‘百分百能治好抑郁症’的,那就百分百是个骗子。”

在治疗抑郁症的路上,运动、写作、正念、宗教……每一条小径都有人走,也都有人走通。

不幸的是,患抑郁症12年间,长风尝试了除了电击、开颅手术之外的一切方法,但都没能帮他走出抑郁。有几年,他一边以阳光、积极的态度示人,一边独自承受压在心底的情绪。吃过许多苦头后,他干脆想通了:“就把抑郁当成一种状态,不再当成病了。”抱着这种态度,长风反而感觉好转了。

2012年,长风感觉自己走出抑郁了,但是他从来不曾宣称自己“康复”了。在抑郁圈,有种近乎残酷的说法:“抑郁症不复发,那就不叫抑郁症。”

最近,沈鸿在考虑回归自己的旧微信号。在跟抑郁症对抗了几年后,沈鸿现在觉得:“谁还没点儿病呢?近视,不也是一种病吗?”沈鸿指了指自己的眼镜说,“但是谁也没觉得近视有啥不能接受。”

在带领抑郁症患者做正念训练的过程中,武雅学对这个病有了更多哲学上的思考:“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,要顺应它,不要去对抗这些自然法则。在认识了无常的基础上,去施加我们能做的东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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